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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不可避免的需要挑战警察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结论，律侦关系往往对抗多于合作，刑事诉讼法制度设计中的律侦对抗关系可能在实践中异化为利益共生关系。本文主要揭示警察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使用的隐蔽性逐利手段，以助于进一步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提升警察队伍和律师队伍的纯洁性，促使刑事案件办理回归法治轨道。
一、胁迫当事人聘请特定本地律师，从中获取案源介绍费。
刑事案件中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有些警察并不欢迎外地律师，城市越封闭，排外越明显。警察与本地律师较为熟络，易于把握律师的行动想法，避免案件出现失控结果，本地律师为在当地执业生存，也不想因为办案据理力争与公安机关关系破裂，双方形成一种微妙平衡。有些警察为了避免当事人委托外地律师，直接向当事人表示可以介绍本地律师，并承诺或暗示如委托介绍的特定律师，警察在办案过程中会给予降低犯罪金额、忽视犯罪证据、取保候审等好处。当事人按照警察安排委托特定律师后，警察从中获取相应比例律师费或者接受律师宴请。律侦关系由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的对抗关系异化为一种利益共生关系。
二、将当事人家属信息泄露给特定律师，律师联系家属谈案。
部分当事人家属反映，当事人被警察带走第二天，接到律师电话，提出高价律师费，承诺协调关系解决此事，并以能够获取当事人家属信息标榜在公安局内部具有关系网。当事人刚被警察带走时，当事人家属最为脆弱无助，有些家属慌乱之中只能病急乱投医，最终往往起不到实际效果。侦查阶段处于封闭状态，通常只有警察知道案件已进入刑事诉讼，当事人家属联系方式可能也是通过讯问当事人获取，获取上述信息后由警察泄漏给特定律师，特定律师联系家属谈案，双方划分律师费。上述情况并非个案，通常出现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当事人家属支付能力较强的案件。当然，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信息并非由警察故意泄漏，可能是诈骗人员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信息实施诈骗。
三、要求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向特定被害人赔偿并制作谅解书。
近年，电信诈骗、帮信罪、掩隐罪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涉及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数量较多，犯罪嫌疑人由外地公安跨省抓捕羁押，警察向当事人家属提出可以向特定被害人赔偿并制作谅解书从而获得从轻处罚的情节，微妙之处在于特定被害人系由警察指定，赔偿资金直接转入被害人账号，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也无法阅卷，当事人也无法识别警察指定被害人是否属实。上述做法，如果警察是为保护本地被害人或受熟人请托照顾特定被害人，倒也无妨，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也算弥补被害人损失，一定程度修复了社会关系。如果警察虚构被害人，伪造证据获取赔偿或者从指定被害人获取的赔偿款中进行分成，则涉嫌刑事犯罪，有违职业要求。
四、要求当事人在侦查阶段退赃，退赃金额明显超过非法所得。
在开设赌场、非法集资等资金流水多、涉案周期长的案件中，非法所得的金额在侦查初期往往难以计算，有些警察在审计报告尚未作出前即要求当事人进行退赃，并承诺退赃后可以提供办理取保候审等条件，警察指定退赃的金额明显大于实际非法所得金额。上述做法的获利逻辑在于，一是警察可能并未将退赃资金随案移送至检察院、法院，只是移送当事人退赃的材料，退赃资金仍属公安机关提交给财政局。二是法院作出判决后，扣除法院判处的罚金和认定的非法所得后，退赃金额仍有余额，警察此时辩解退赃金额属于当事人自愿退赃，多退金额不予返还。三是虽然退赃金额统一上交给财政局，但第二年可能作为财政拨款返还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内部按照上缴罚金比例进行划分。此种做法，属于公安机关的集体性谋利，个人受组织保护，风险更低，隐蔽性和驱动性更强。
五、将获取的犯罪线索作为立功线索出售给其他案件当事人。
对于非紧急性案件，警察获取犯罪线索后可能并非立即处理，一方面是为控制工作量，优先处理手中正在侦查的案件，另一方面是应对办案量考核要求，将案件规划到下个考核节点。此外，将犯罪线索当作立功线索出售给当事人家属或律师，也是有案不查的的利益驱动点。警察提供的立功线索通常是贩卖毒品的马仔、组织卖淫的窝点等案件量大，工作量小，侦破速度快的案件。警察出售立功线索后，当事人再向办案单位提供立功线索，警察立案后出具情况说明等立功材料。目前，市面上已形成一套以警察为主要信息来源的的立功黑色产业链，价格在几万至几十万不等，通常由公安机关外部人员或者与警察私交密切的律师作为白手套进行对接交易。
六、刑事控告案件故意拖延不予立案倒逼控告人给予好处费。
对于故意杀人案、强奸案、抢劫案等严重暴力犯罪，公安机关往往主动出警，但对于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商业犯罪案件，被害人进行刑事控告时可谓障碍重重。被害人提出刑事控告后，公安机关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初查后决定是否立案，如果立案出具立案通知书，不立案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当事人获取不予立案通知书后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有些警察为避免当事人申请立案监督，不仅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甚至不会出具受理通知书，相当于被害人没有报案，也就没有后续救济渠道。对于复杂、争议案件警察基于审慎态度不予立案，避免插手经济纠纷是负责任的表现，对于证据相对充分，犯罪事实清楚的刑事控告，以警力不足、时间有限，不够严重等原因推诿属于不负责任的表现。实践中，部分警察需要通过私人关系沟通后才愿意向被害人出具受理通知书，至于初查力度和审查结果往往也与被害人提供的实质性利益存在相关性。
警察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出现逐利性执法可能与其收入与工作量不成正比有关系，有些县城的警察的工资收入只有几千块，但经常处于加班状态，通过在刑事案件中变相提高收入，从而应对生活中的经济负担。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寄希望于财政拨款提高警察待遇机会渺茫，在生活压力和收入微薄的夹缝中，警察使用上述隐蔽性逐利手段的情形以后仍会在刑事案件中发生。我们期待的法治，或许也需建立在经济富足的基础之上。当事人在支付相应经济代价后获得了警察违法、违规提供的便利，如同自愿购买毒品，交易后并无直接被害人，对于规则破坏属于无解状态。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现实生态，抛弃那傲慢的道德批判以及学者混口饭吃的制度构建，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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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8 13:34:58